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摘要：大学发展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不完全是人为努力或理性选择的结果。一所大学，无论是加速发展、维持现状还是衰落，都难以避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偶然性是客观的可能性，并非可以消除的“杂音”，它在确定性之外为大学发展提供了非意图的结果。偶然性的不可消除提醒我们，大学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可控的与不可控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大学的永续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对大学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和科学决策，另一方面则受偶然性的影响；改革既要关注大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关注那些可能被“正常进程”掩盖的偶发事件。
关键词：大学发展；确定性；不确定性
随着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凸显，工具理性逐渐主导大学的发展。为满足政府的赶超战略以及大学本身对于学术锦标的需求，高等教育研究日益沦为一种对策或咨询研究。受琐碎的“问题”和无穷的“数据”所驱动，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中思想和理论日益边缘化，实用主义趋向的政策建议和基于理性主义的策略选择受到决策者和实践者的激励。研究者和实践者基于对科学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偏好，一厢情愿地认为基于证据的政策研究和科学决策可以找到大学发展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好办法”。这种研究的假设和思维范式忽视了人的理性的有限，也忽略了大学发展的复杂性，不但会削弱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价值，基于相关研究的决策不慎还可能会误导大学发展的方向。事实证明，“‘期望过高’的结果常常‘好坏参半’。政策制定者倾向于认为机构是‘不完整的’，改革是使大学组织‘完整’的新尝试。然而，大学是高度路径依赖、抵制改革的机构，其（国家）组织传统根深蒂固”。鉴于大学组织的复杂性，我们不可能精确识别出关于大学发展的原因与结果之间清晰的因果链。当前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复杂性思维范式都正在涌现，确定性正在终结。“今天，甚至最先进的科学（像微观物理学和宇宙物理学）都在迎接不确定性的挑战。我们的生活本身也是很不确定的，人类的未来也完全是如此。因此，教育应该包含着迎接不确定性的挑战。”在不确定性的时代，大学的发展实践以及关于大学发展的研究也要直面不确定性。和人类社会其他组织的发展一样，在大学发展中，只要有创造性活动产生，就会存在偶然性。所谓战略、趋势、方向、路径、对策建议、解决方案，逻辑上是一回事，实践中则是另一回事。究其根本，“没有什么能保护我们免于知识的模糊性和局限性，或者说，没有什么能保证我们发现可供我们选择的最好可能。依审思理性行动只能保证我们的行为免受指责，保证我们作为时间之流中的同一个人为自己负责”。基于此，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如果我们过度执着于因果律或机械决定论，为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政策和工具价值而强行在理论与实践间建立某种因果链，那么这种“伪装”的专业主义除了可能会加剧计划主义、造成知识的僭妄和理性的自负外，对于大学的发展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
一、偶然性的不可消除
人的天性是易变的，但又偏爱确定性。根本上，确定性可以带来安全感，而不确定性则如机遇或运气一样，既无法定义也难以理解，很容易导致失控。“人类构建意义，而意义定义人类。人创建社会体系，而社会体系影响并塑造人。人类建立制度；制度使行为常规化；人们使日常规范内化，因而将其合法化；日常规范定义现实。通过反复的社交互动，人类创造了‘类型化’，将人和情境分门别类；这样的分类让我们期望人和事以预期的方式呈现。”人类社会发展中，无论是组织机构的建立还是风俗习惯的形成，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人的生活提供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尽可能避免不确定性的发生。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揭示的：“只有通过命名的功能，而非其组织、结构和假想的价值观，学校（在其现代形式中）才不同于工厂、监狱、军营、福利院、劳教所和医院。所有这些现代发明物，不管其命名的功能怎样，都是（或许首先是）秩序的制造厂，即产生情景的工厂。在这一情景下，规则取代了偶然性，规范代替了自发性；某些事件是极其可能的，而其他事件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简言之，它们是关于可预言的因而是可控制的情景的制造厂。”但事实证明，无论人为如何控制，偶然性都无法完全消除，它是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的一部分，也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天赋的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过我们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点就像投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常常植根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在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前，宿命论或迷信经常被人们用作对抗偶然性的工具，自然科学兴起以后，以笛卡尔、牛顿、培根等所确立的认知范式为基础，决定论试图以数学思维驯服偶然，对因果关系的追寻随之成为一种科学的迷思。“这种意图在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出现的地方添加规定；这种意图使模棱两可的事物变得一清二白，使不透明的事物变得透明，使不能预测的事物变得可以预测，使不确定的事物变得可以确定；这种意图把公认的目的插入到事物中去，并因而使它们努力实现那一目的。”作为坚定的决定论者，针对当时量子力学这一新理论中充斥的不确定性，爱因斯坦曾不以为然地抛出了“上帝不会掷骰子”，“无论如何，我相信他不会掷骰子”的判断。但量子力学后来的发展证明，不确定性是自然的法则而不是科学家的错觉。
事实上，无论生活世界还是科学世界，线性的因果关系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场域，更多的现象是概率性而非确定性的。人类社会中很多复杂的问题无法完全用因果关系或决定论来解释，尤其是社会现象和社会秩序，其形成和变迁并非受自然法则的控制，而更多的是某种历史的偶然。所谓“偶然”，就是“既不必然，也不是不可能，某件事（现在、过去、未来）是这个样子，但也可能会是另一样子。”客观来看，一所大学是卓越还是平庸，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且有一个缓慢的不断累积的过程。它既可能是这个样子，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现在是这个样子并不意味着必然是这个样子，否则谈不上发展。“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即使在开始时是决定论的，也会发生由许多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创造的不可预见性。”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无论哪一种因素都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必然存在另外的可能。“我们从来无法确切预知某原因必然会产生什么结果，而是只能根据对实际引发作用来说必不可少的因果脉络中的可能原因的分布，得出各种或然性。”实践中我们需要多元折中以避免单因素的谬误。
当然，强调“偶然性”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否认理性选择和科学决策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只是意味着大学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是理性选择或科学规划能够决定的。人世间的事，主体的努力和理性的规划很重要，但绝非只要“够努力”和“够理性”就够了。“20世纪认识的最伟大的成就是认识到认识的极限。它所给予我们的最大的确定性是关于不仅在行动里，而且在认识中的不确定性之不可消除性的确定性。”大学的发展也一样。即便每一个校长都一心想把大学办好，并为之殚精竭虑，即便每一个教授都乐于以学术为志业，并为之呕心沥血，也即便每一个学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也无法保证每一所大学都能够成为卓越的大学。“一所高校的发展50%靠计划，50%靠运气。竞争、合作和运气的强大力量往往超过了我们详细计划和预测的能力，最大的收益是长期的。如同在私营部门，必须播种种子，而且必须容忍失败。”当下高等教育改革中大学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事，没有人确切知道会引发何种意图和非意图的后果，更不清楚那些意图和非意图的后果对于大学的未来是幸事还是灾难，抑或大概率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究其根本，所谓“发展”是朝向未来的，而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大学的发展不是在空间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移，而是在时间上从现在到未来的延展。空间上的移动路径相对清晰、可控，而时间上的延展则更多的是尝试与探索。诚如哈茨霍恩所言：“无论是纯粹的偶然性还是完全地抛弃偶然性都不能解释这个世界”，“必须要有某种肯定性的东西对偶然性加以限定，必须要有某种东西来超越单纯的物质中的物质，否则，达尔文的理论便不能解释生命”。生命科学领域如此，高等教育领域也类似。当前世界范围内正迎来信息技术革命，但数字化不是一条铺好的高速铁路的轨道，而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创造的过程。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建设数字化大学远非简单的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更大的政治或体制问题。除非这一发展过程最终完成，否则发展的结果始终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会相互改变；另一方面，发展过程中的意外事件也会改变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本身。在人类社会的数字化最终完成之前，我们无法确切预知数字化大学的某项政策措施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也无法预知为了实现某个预定的目标政府会推出何种后续政策。因此，我们时代的数字化将改变大学，这一点是确定的，但是如何改变，则是不确定的，改变后的大学会是什么样的，更加无法预先知晓。
历史上，大学兴起于中世纪时的西欧，但在西欧不同国家的大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早期意大利的学生大学与法国的教师大学有着根本不同。即便经过制度竞争，教师大学趋于普及。稍后，世界各国的大学在继承中世纪大学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也都有变异或创新。归根结底，各国不同的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等，使得大学的多元制度不可避免。但至于各国的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为何不同，这种不同又如何影响了现实中的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变迁，则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偶然性，没有什么固定模式或普遍规律。在学术研究中，“虽然事后我们把许多历史事件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历史的路径是偶然的”。由于国与国的情况不同，比较研究中不同国家的大学的可比性在根本上是无解的。基于“赢家总是对的”或“别国比本国有更好的经验”的错误假设，那些粗糙的比较研究经常会倒果为因，将某些国家或大学的特殊的经验（个案）解释成一般性的或普遍的规律，继而提出所谓的对策建议或问题解决方案。客观上，每一个国家每一所大学都有其特殊性，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从弱到强，每一所大学从平庸走向卓越，都是特殊的个案。国家与国家、大学与大学之间在起点上的微小差异往往会导致相同或类似改革举措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对于大学这种复杂的“知性复合体”，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每一次成功都有经验可以总结，也不是每一次失败都有教训需要牢记；有时成功可能只是历史的偶然，有时失意也可能完全是运气使然，我们不能“把规律强加在一些偶然的结果之上”。作为人为的组织系统，大学发展中不存在什么不可避免的强制性的规律，更需要的是行动者的“创造性破坏”。
大学史上很多事件的前因后果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分析，是主观解释而非客观事实，甚至是类似“在此之后，因此之故”的误解，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情况必然如此或只能如此。“当两件事相关联时，人们就会推测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人类的天性。毕竟，通过进化，我们善于在这个世界上发现模式，以便趋吉避凶、获得食物、处理社会交往，等等。但我们在断定因果关系时往往过于仓促。”事实证明，很多在后人看来或许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当时的情况下通常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大学史上，无论洪堡创建柏林大学、艾略特执掌哈佛大学，还是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都并非长期精心谋划的结果，而是不可避免地受很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若从源头来看，大学的产生本身就是某种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实践的必然，至于后来各国所涌现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具体形式更是各种机缘巧合的结果，而不是大学组织的内在逻辑或某种普遍的规律所注定的，甚至“拉丁语‘universitas’（社团或整体）被用来专指后来沿用了大学名称的高等学府，也只不过是历史的偶然”。现代以降，欧洲大学模式向全球扩散的过程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抑或“基因变异”和“制度漂移”的过程。简言之，从长时段、宽视野来看，大学的发展从来不存在什么决定论，而更多的是不确定性，至于最终何种可能性演化成了现实性则与行动者的创造性和偶然性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的实践证明，只要有人的因素存在，就难以避免发展中的偶然性。无论现代社会还是市场经济，也无论自由、民主还是公平、法治，都既非天然也非必然，而更多是偶然的产物。罗素就认为，“人是原因的产物，这些原因不能够预知其所产生的结果；人的起源、希冀、爱和信仰，都只不过是分子偶然排列的结果”。大学的本质是“人的组合”，人的行动和秩序遵循社会的可能性法则而非某种自然的确定性法则。从组织管理的角度，大学可以通过制度化来规范行动的秩序，但就发展而言，大学必须给予行动者以“实质的自由”，而这种“实质的自由”背后就是对不确定性或偶然性的包容。由于高深知识生产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复杂性，无论是大学的领导者、教师还是学生，没有人可以预知自己当下的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作为一个松散联结的知识共同体，“大学”是不同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者、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共享的一个“名字”，大学发展则是一代代人的共同行动和不断接力共同铸就的组织传奇。与大学的组织传奇相比，任何个人的贡献都微不足道。即便是那些被后人认为是伟大的贡献，当事人当时也未必意识到其伟大或杰出。那些在事后看似目的性的行为，在当时可能也只是随意或偶然性的事件。大学史的书写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建构之所以出现“在此之后，因此之故”的假象，主要还是因为在因果思维的主导下，人们倾向于认为“那些看起来是随意或者偶然的事件和问题，在某个特定时间里，看起来更像是一系列有目的性的行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类似，真正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很少是政治家或教育家精心策划的改革，而更多的是那些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比如，战争或科学革命，抑或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思潮或时代精神，抑或科学巨人的涌现。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在发展问题上我们要走向认识论的另一极端，“那就是将卓越更多地归功于境遇乃至运气，而非行动或纪律；也就是说，我们所遇到的事情远比我们所做的事情更为重要”。客观地看，大学的发展既需要政治家的科学决策和顶层设计，也需要大学领导者的精心规划和有效管理，更需要利益相关者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但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无论在大学的决策层、管理层还是技术层，源于创造性行动本身的偶然因素也是影响大学发展的至关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主观上，每一所大学在发展中都希望能够拥有伟大的校长、卓越的教授和优秀的学生。但实践中没有或很少有大学可以确保聚齐这些要素，也不是聚齐这些要素后才能发展。那些伟大的大学校长通常也诞生于伟大的大学，他们几乎就是那些大学本身。既是那些伟大的校长成就了伟大的大学，也是伟大的大学成就了那些伟大的校长。无论是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还是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学，其成功都不可复制，而是一个偶然的历史过程或组织传奇。大学史上那些伟大校长的办学或治校经历更多的是一种学术“卡里斯玛”，而不是他们个人拥有某种治校秘诀，抑或掌握了大学的发展规律。一所大学能否聘请到卓越的教授也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些天才的科学家最终受聘于哪所大学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学术背后的政治运作、人际关系、薪酬激励甚至是学校的地理位置、气候等都会使得学术精英的流动充满偶然性。对大学而言，如果说校长和教授的人选还可以由遴选委员会根据其职业成就来精心选择，结果似乎相对稳定或确定，那么对于学生，招生委员会可以参考的东西更加有限。那些招生时看起来很优秀的学生，经过大学的培养是否一定杰出，没有任何人或制度可以保障。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中会不会有杰出的或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更多的是偶然性而不是必然性。“精英高等教育、知名学者以及在社会机构中领袖地位的取得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它们并不等同。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未必就一定（或者不一定就是）有出色的知识水准，它的毕业生也未必就个个成功，而卓越的学术成就也未必就只在上述的这类精英教育机构中才存在。”精英大学可以培养出精英人才，那些非精英大学同样也可能涌现精英人才。严格意义上，所有大学只可以为中才提供某种规范以使其符合社会的需要，但无法培养精英或天才。精英或天才本身蕴含的创造性或“破坏性创新”的冲动会与大学的组织制度和教学计划相冲突。
总之，用理性选择来解释大学的兴衰有用吗？既有用也没用。“有用”是因为理性选择反映了人在大学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没用”则是因为同样的理性选择并不能保证每一所大学都能成功。在理性选择之外还有很多理性难以控制的因素在影响大学的发展。客观而言，作为对于外部挑战的创新性回应，大学发展过程中能够人为控制的事项相对有限，意料之外或非意图的后果总是难以避免。“很难假定整个学术领域属意的变化方向将与实际发生的一致。通常，在大学的历史上，重大的变革范围一方面由重新定义的传统决定，另一方面完全由偶然性决定。”此外，就发展的时间尺度而言，与大学漫长的历史相比，个人的生命历程更加短暂，每一代人对于大学发展的贡献在整个大学史上会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充满偶然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其对于特定大学发展可能作出的贡献部分取决于个体的或集体的努力，部分则取决于时代机遇或运气。归结起来，这两个因素又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决定。毕竟，任何特定的大学都不可避免地受技术和政治的约束，也都难以“逃脱时间和地点这种偶然性”。换言之，真正决定大学样态的不是大学人，也不是大学本身，而是大学所处的时代和国家。因此，就像阿拉伯谚语所说的：“一个人像他的时代，远胜于儿子像他的父亲”，大学也更像它所处的时代和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会塑造符合时代和国家需要的大学，理性选择不过是时代精神和国家意志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国家的限制，简单地按个人意愿或组织愿景决定大学的发展。
二、发展无法避免“运气”
现代以降，启蒙运动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强化了理性的概念。“现代性致力于使世界变得更容易管理，并致力于其日常的管理；管理热情被没有根据的信念所唤起：一旦让事物放任自流，它们将会失败或失去控制。现代性力图消除偶然事件和随机事件。”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在认识论上，理性化倾向于让人相信“没有无结果的原因,也没有无原因的结果”。“贯穿整个理性时代，‘偶然’一直被称为平庸之辈的迷信。偶然、迷信、庸俗、愚蠢是同一的。有理性的人对这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们有能力将混乱用各种无情的定律掩盖起来。他们坚称，世界或许常常是偶然的和随意的，但那只是因为我们不解其内部工作的必然机制。”最终，基于牛顿主义的科学观，理性主义通常以不可控制为由，将运气排除在因果关系之外，不确定性不被视为科学研究需要考虑的事项。“康德甚至鼓吹构成所有科学知识必要条件的普适的因果决定论。”事实上，运气虽然不可控，也不符合因果认知，但在社会发展中完全排除具有不确定性或偶然性的运气因素的存在也是不理性的。因为主观上忽视运气的存在并不能在客观上消除运气对于主体的影响。“马基雅维利也如同任何其他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热切地相信，我们的研究将得出普遍概括，这种概括将为启蒙的实践提供准则。但他也相信，不论人们收集的有关普遍概括的材料多么充分，不论人们如何完善地一再公式化地表述它们，也不可能把运气这一因素从人类生活中抹去。”对主体来说，运气既是一种主观的体验，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所谓“主观体验”意味着同样的结果对于一个主体来说是运气，对于另一个主体来说可能就不是；所谓“客观存在”则意味着无论主体如何精心策划或准备，计划或预案永远不可能完备，总有无法控制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且对主体产生重要的影响。人类社会中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的发展，绝不全是理性可以完全掌控的，偶然的、意料之外的事不但无法消除，而且会对个人和组织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参与者越多，运气因素就变得越关键。”尤其重要的是，在事物的发展中运气不是外在于个人或组织的随机的偶然性事件，而是会以“预置”的方式成为个人或组织发展的一部分。
对大学而言，好运气意味着一所大学赢得了机遇，坏运气则意味着错失了机遇。对追求卓越的组织而言，好运气和坏运气之间存在一个颇为有趣的不对称性，仅凭着一个好运气——无论这个运气有多好——并不能成就一个卓越的组织，但一个极端的坏运气，或一系列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坏运气可能会终止一个组织对于卓越的追求。大学也不例外。然而，无论是赢得机遇或错失机遇，偶然事件一旦发生，运气就已经成为大学发展的一部分，并会使一所大学因为这次机遇的赢得或错失而成为一所“新”的大学。不过，作为致力于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的非营利组织，大学真正应在乎的是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一次“游戏”的输赢。因此，赢得一次机遇并不意味着赢得所有，错失一次机遇也不意味着失去全部。只要大学还在存续，大学发展中的运气因素就不会消失。无论何时“只有部分的未来是已经注定了的。其中大多是要拜尚未到来的选择和机遇所赐”。面对不可控的运气，行动者不能无动于衷而是需要努力创造基础条件，一旦机会降临时争取能抓住机遇。换言之，面对大学发展中的偶然因素或运气，我们不能被我们所处的环境束缚，也不能被我们的运气或生命中与生俱来的不公束缚；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所能控制的少之又少，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有选择的自由，我们也有选择卓越的自由。
近年来，基于大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对于集体行为模式的揭示使得未来学逐渐成为显学，以科学的名义宣称“未来已来”成为一种高级迷信或时髦的空话。遗憾的是，为追求某种可预测性，我们时代大学发展中基于科学主义谬误的量化评估正在盛行。大量基于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排名不断刺激着大学的领导者、教师和学生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与评价相关的活动中。“他们对未来的分析被寻求稳定性的顽念所影响。”在全球排名游戏中基于共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发展路径日益趋同；基于一种反应性行为，大学在排行榜上的位次变得更加清晰且可预测。但全球排名的变化并没有在质上给大学的发展带来新的东西，而主要是量的增长。有些大学经过量的积累实现了质的突破，成为卓越的大学，还有更多的大学陷入量化评估的泥潭，仅仅成了排行的赢家，而没有在学术和人才培养上取得突破。本质上，大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作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精华，没有任何数据或指标可以揭示大学之所以卓越的根本。无论何时，“指标变成目标后，就不再是一个好的指标”。对于人类的事务，包括大学的发展，大数据或许可以总结过去发生的事，绝对无法预见长远的未来。“新事物的突然出现是不能预言的，否则它将不是新事物。一个创造的突然发生也是不能预知的，否则就将没有创造。”事实也证明，大学的发展不服从任何既定的规律或法则，而更多地取决于行动者的创造性和偶然性。从发展所必须的创造性破坏或颠覆性创新来看，“大数据不能预见大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历史，还是人类的未来，都不是由统计得出的概然性决定的，而是由不确定的、个别的大事件决定的”。大学发展中为了实现目标，我们时而需要大胆，时而需要谨慎，时而又需要既大胆又谨慎，没有不变的法则。基于此，在大学发展中我们需要在合理的原因和偶然的原因之间作出区别。“合理原因有可能应用到其他国家、其他时期和其他条件，能够导致有益的概括，从中又能得到经验教训；它们适合拓展、加深我们理解力的目的。偶然原因不能进行概括；既然偶然原因是十分独特的字眼，它们就不能传授经验教训，也就不能得出结论。”那种基于某种确定性信念，极力排除偶然性的运气因素，希望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找出大学之所以基业长青或卓越的原因的企图，除了能够收获逻辑上自洽的数据以及听起来言之有理的对策建议外，对现实中的大学发展并不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
历史上，大学与大学之间有声誉的高低之分，但长期以来并无等级之别。大学的声誉主要来自历史积淀和文化影响，而非基于量化评估的排名。19世纪以来，在部分国家，国立或公立大学获得了政府授予的某种特殊地位，在本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居于“金字塔”的顶端，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大学很少相互比较。近几十年来，在精英主义价值观和全球大学排行榜的主导下，大学逐渐被等级化，大学的等级逐渐被制度化。伴随精英主义价值观和全球大学排行榜的制度化，大学与大学之间的等级分布也逐渐固化。在可量化的评估指标体系面前，所有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都被消除，似乎选择就可以成就卓越，对运气的讨论被视为托词。面对排名游戏，大学的领导者深信可以凭借精确的排名战略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不断提升全球排名脱颖而出。随着竞争的加剧，愈是精英大学，愈是在思想深处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内部原因而不是外部原因。结果就是，在数据主义和绩效主义框架下，没有大学会认为自己的发展得益于外部的好运气，即便明知发展中有运气的成分也会特别强调自己的实力配得上“好运”。理性主体自我决定或“操之在我”的幻觉使得大学的行动者更愿意接受“以成败论英雄”，而不愿意承认成绩的取得并非完全取决于组织的实力或领导者的理性抉择，而是部分得益于命运的偶然抑或是运气的眷顾。事实上，人类所有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的决策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运气的成分。“清除不确定性的欲望可能对我们显得是我们精神固有的一种病症，而任何向伟大的‘确定性’行进的想法只能是一种精神性妊娠。”关于大学发展的理性选择或决策，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完全被理性所控制，而是必然存在运气的成分，即德沃金所言的“选择运气”。只要我们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是不充分的，那么大学的行动者在作出理性选择或决策时也就选择了运气。退一步来说，即便理性是完全的、信息是充分的，仍然无法避免运气。究其根本，“概率不再是我们的无知所造成的一种心态，而是自然法则的结果”。
由于运气不均等，现实中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大学与大学之间的竞争也是不公平的。不同的大学在竞争的起点、机会方面都不相同，更遑论结果。表面看是能力或水平的差距，背后则有很多运气的因素。就像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智商、性别与相貌等都不是个人可以控制的，而这些因素对于个人的成功又相当重要。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语言和文化环境以及历史传统等，也不是现任的领导者可以控制的。那些世界名校之所以为名校，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历史上积累的财富和学术声誉，抑或某种政治上的特权。当前在全球大学排名系统中，那些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发达国家的国际化、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更容易在排行榜上居于高位，这是它们与生俱来的优势，而那些非英语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排行榜上则会因其与生俱来的劣势很难脱颖而出。即便有少数不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西方化”的挑战，抑或掉入“西方精英模式”的陷阱。由此可见，作为追求卓越的文化组织，大学的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不同国家的不同大学之间的竞争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思想因此应该自我武装和自我磨炼以便迎战不确定性。任何包含运气的东西也包含风险，而思想应该认识到遭受风险的运气如同遭受运气的风险。”然而，在全球大学排名游戏或学术锦标赛上，国家与国家、大学与大学之间更多的是竞争性，甚至是对抗性的关系，运气的均等并不会被考虑。即便是在国家内部，不同大学之间办学水平的客观差异也是难以改变的事实，政府不可能为所有大学提供均等的资源配置，这是大学发展必须考虑的因素。当然，这种客观差异和差距的存在也更加突显了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大学以创新创业精神采取创造性行动之于发展的重要性。
在大学以积极的创新创业行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指出其发展存在运气的因素，不是要为大学发展中可能的失败寻找借口，也不意味着要放弃对于大学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估，而只是要澄清一个客观的事实，即运气因素的存在会使不同大学面对相同的发展目标时所面临的困难程度有可能完全不同。面对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大学意识到自身社会地位的获得并非完全由组织的实力或办学水平决定时会相对谦卑。毕竟，“没有机遇，能力就毫无意义”。普列汉诺夫就指出：“假如旧秩序在法国再持续七十五年的话，那么拿破仑也许只是一位不出名的将军，或者终生只是一位波拿巴特大校而已。”如果大学忽视了机遇的不确定性，以为自身的实力或办学水平完全配得上现有的地位，则会趋于傲慢。谦卑的大学会意识到大学与大学之间是互补的、相互支持的，没有普通大学的付出，也就没有精英大学的卓越，而傲慢的大学则会以名校自居，倾向于特权化或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结成“小圈子”，而不是和其他更多的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大学组成命运共同体。一所大学如果只强调自身卓越的内在必然性而忽视外部条件的偶然性，会让“精英”成为一种“主义”，会导致“能力”成为一种“暴政”或“专制”，更会造成一种认识论上的不正义。回顾历史，很多时候那些精英大学之所以成为精英大学，并非完全是大学自身努力或实力决定的，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建构抑或得益于政治上的特权。即便是那些已经证明了自身实力的世界顶尖名校也要认识到，自身社会和学术地位的获得与其说是完全缘于组织的能力和努力，不如说是社会的馈赠和政府的偏爱。要避免大学发展中精英主义和自我决定论的错觉，“预防目的论的曲解曲用，是时刻不忘历史中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说，要意识到在任何时候都有另外的可能，它们是可能成真的事情，仅仅是没有成真而已”。换言之，要理解大学的发展，必须从长时段思考和比较使其之所以如此的偶然因素，而不是仅从现状出发执着于一种既有的确定性。
当然，就像大学的发展难以避免运气的因素一样，大学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归结于运气的因素。事实上，“我们努力要走的是一条窄道，它介于皆导致异化的两个概念之间：一个是确定性定律所支配的世界，它没有给新奇性留有位置；另一个则是由掷骰子的上帝所支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荒诞的、非因果的、无法理喻的”。真实世界中大学的发展既不是完全可以由行动者计划或控制的，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被规划和管理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我们基于某种确定性强调大学发展中行动者的责任或对行动者进行问责时，不能忽视大学发展中有些因素不是行动者能够完全控制的；同样的，当我们考虑到不确定性，强调大学发展中存在运气的因素时，也不意味着行动者可以放弃自己的责任或不被问责。对于大学的成功而言，理性和努力不是不重要，而是至关重要。但无论理性还是努力都是有边界的，成功绝不是理性可以完全控制的，也不是完全以努力程度来衡量的。全球层面上那些顶尖大学之间以及国家层面上那些高水平大学之间实力是非常接近的，那些不可控的运气因素对于一所大学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抑或在权威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就特别重要。事实证明，那些能够入选某项卓越计划或在某个权威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大学无不有过人之处，但我们也可以发现，仍然有很多同样出色的大学没有能入选该项卓越计划抑或排名并不靠前。如果排除了遴选或排名本身可能存在的不公平，只能说那些没有入选者或落榜者不过是由于名额的限制或其他原因没有入选者那样的好运气而已。
总之，大学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可控的与不可控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必须承认并正视运气因素的存在。“在教育领域或行动领域中，人们并没有一个可以按图索骥的技术知识，也没有一个可以事先清楚描绘的行为规范，再加上人们也无法完全知晓所有的行动条件。在这些领域中，行动者显然必须以开放的态度面向新的、未知的事物。”基于此，在大学发展中即便我们找到了某种因果关系也只意味着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因为很多原因只是概率原因（A是B发生可能性增加的原因），而不是充分原因（A发生，则B肯定发生）或必要原因（如果A没有发生，则B不会发生）。大学发展是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与运气因素动态平衡的结果。事实证明，“分岔确实可以被视为多样化和创新之源”。因此，面对大学发展的不确定性，失败时不可过分埋怨运气的不好，但成功时一定不能忘记运气的眷顾。当然，由于运气的不可控或无法对运气问责，实践中大学的发展仍然要由大学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来负责，而不能将大学的发展完全交给运气。
三、如何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组织化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偏好制度化和理性的规划。制度化是为了化繁为简，缩减可能性的范围以提高效率，而理性的规划则是为了控制“变量”，以更好地实现或证实自我预言。然而，“制度的悲剧在于，它们似乎有它们自己的命运。一旦作为一种常规或体制出现，它们就趋向于摆脱与它们最初的目的的联系，并且会提出一个为维持社会的组成而进行控制的问题。在任何时代，制度都不是永远与它们为之服务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制度与人类目的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种威胁从它们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近年来，各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以追求卓越为名，推出了各种教育“计划”或“工程”，其目标之一就是不断提升本国大学在全球的排名。这些以提升全球排名为目标的“卓越计划”基于理性选择，符合目的合理性和工具理性，以此为指导原则，不管计划的结果如何，政府和大学都不会被真正问责，因为排名的提高可以解释为政策驱动和大学努力的结果，而排名的不理想则可以归咎为排行榜的不科学。对大学来说，那些以提升全球排名为目标而发起的“卓越计划”看起来似乎是理性的，部分国家的经验也证明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助力下，一所大学加速成为“世界一流”是可能的。但事实上，那些凭借“卓越计划”快速提升的排名背后并不意味着卓越大学的诞生，而更多的是一场基于数据统计的“零和博弈”游戏。客观地说，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不同，不同大学的办学条件和学科基础也不同，“卓越计划”的实施及其后果因国家、大学不同而迥异。在全球排名游戏中有些国家、有些大学可能幸运地从“卓越计划”中受益，而另一些国家、另一些大学则可能或直接或间接地在“卓越计划”中受到有意无意的伤害。
就发展的本质而言，无论是教育计划还是“卓越计划”，虽都不是不可能的，但其效果则是可疑的，因为无论“教育”还是“卓越”，都是不可能计划的或很难计划的。计划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对于教育和卓越的观念发生了偏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卓越计划”的基本假设或假定就是“好”大学是可以测量的，我们应该掌控大学的发展，尽最大可能把卓越目标的实现控制在一张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上。如果一所大学或一个国家的大学发展真的可以完全按“卓越计划”的宏伟规划分阶段地推进，那么大学的发展和生产标准化产品的企业就没有区别。如果一所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被严格计划，没有意外或偶然性，那么也就证明“创造性破坏”和“颠覆性创新”正在远离大学，抑或大学正在“工厂化”。理论上，大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建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但实践中，大学本身与这些目的的实现之间并非线性的因果关系，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也无论大学持续存在了多长时间，大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与卓越人才的培养、原创性科研成果的产出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都不是一种完全可控的线性关系。一所大学能不能培养出卓越的人才、产生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实践证明，“只有通过教育才可能合理地培养英才”，“但是单纯靠教育也培养不出英才，这也是事实”。某种意义上，我们之所以不断地发起大学改革，不外乎就是为了增加大学培养出卓越人才、产出原创性科研成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可能性。如果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制度一旦建立就必然会培养卓越人才、产出原创性科研成果，并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那么所谓“发展”反倒成为一个假命题。
长期以来，“‘精英主义’的说法似乎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成功和失败常常取决于无法人为控制的重要事件”。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能否入选“卓越计划”并非完全是大学自身的实力或努力能够决定的，而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好运气”。“我们不能认为，历史上的一切新技术都是由于需要而产生的。尤其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关键性新技术’，往往是‘偶然的产物’。从这一点上说，它和生物进化中的‘异变’现象相似。与此同时，尽管有些技术是由于‘需要’而产生的，但是，它也可以成为对文明的‘犯人’。因为技术的飞跃发展，其社会影响之大，往往超出当初的预料。”科学技术的演进如此，大学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发展总是依赖一种革新或创造，如果这一革新没有被杀死在胚胎中的话，在它出现以前人们从来难以预测。”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学的发展不应或不能有计划或规划，也不是不可以有组织地重点建设。相反，好的管理离不开计划或规划，重点建设有时也不失为好的政策。这里讨论大学的发展中计划或规划的局限性，意在指出完全依赖“卓越计划”不可能成就卓越的大学，因为构成卓越大学的很多价值因素都是与计划的逻辑相冲突的。为了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运行的稳健，大学需要必要的计划或合理的规划，适度的计划或科学的规划在大学管理中也至关重要。但对于大学发展而言，卓越本身不应成为计划的对象，能够计划的只是成就卓越的一些基础性条件。面对大学发展的复杂性，“重要的是不要做一个平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使自己适应直接的现实），也不要做一个平常意义上的非现实主义者（使自己逃避现实的约束），重要的是做一个复杂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认识到现实的不确定性，知道在现实中存在着看不见的可能性”。换言之，除了“卓越计划”所追求的可量化的确定性目标外，大学对于发展本身必须有更严肃的思考，在计划之外必须为一些预期之外的价值和智识活动留有足够的空间。
从实践来看，对于大学发展而言，有两种不同的偶然性，一种是内在的偶然性，一种是外在的偶然性。所谓“内在的偶然性”，是指大学发展中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结果无法完全为人的理性所预测或控制，具有不确定性；所谓“外在的偶然性”，是指大学的发展受大学之外的政治、经济、军事、人口、科技等国家政策或战略调整的影响，具有不可控性。内在的偶然性是一种绝对无法避免的偶然性，而外在的偶然性则具有相对性（外在的偶然性对于大学是偶然的，但对于政策的发起方可能并非偶然）。政府的政策调整在给某些大学提供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缩减其他大学的竞争机会。因此，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尤其是“卓越计划”时必须权衡利弊，对那些可能对大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政策的非意图后果一定要有所警惕。相关政策和制度是否公正以及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对于大学群体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大学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公正的，那么大学对于卓越的追求就不存在“侥幸”，其发展路径就主要是为了追求卓越而持续努力；如果政府的政策或制度环境是不公正的，那些制度和政策的“空子”将滋生出各种机会主义，进而以一种非意图的形式导致不公平竞争，就难以成就真正卓越的大学。作为公共政策，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的“卓越计划”应公平、公正，建设名单的遴选应“敏于作为”和“钝于身份”，避免身份固化或机构特权的存在，并有选择性地激励勇于创新者、敢于创业者。此外，从社会公平正义考量，在此过程中那些因地理位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或其他初始禀赋等原生运气因素没有进入“卓越计划”的大学，也应当获得某种程度的补偿。不过，这里的“补偿”只能是基于“差异原则”的调节而不能致力于追求结果的平等。毕竟，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那些致力于追求世界一流的精英大学必然是高选拔性的，一旦陷入抽象的平等主义导致优秀与平等的冲突将无法成就真正的卓越。
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大学发展中存在不确定性或偶然性不等于大学的发展是随机的，更不意味着大学的发展可以完全靠运气。对于大学发展而言，不确定性或偶然性虽然无法通过政策或计划加以控制，但并不等于不能认知，也不意味着在大学发展中随机配置资源、政策没有重点，更不等于说那些不可控制的偶然性对于大学的发展一定会产生坏的影响。相反，偶然性或运气也是大学取得成功的一种“途径”。“幂律”告诉我们：“越是意义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小。”“小概率事件往往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大学的领导者或管理者不能在组织取得成功时将其完全归结于理性选择或决策英明，而遭遇失败时则将其归因于坏运气。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运气或偶然性都系统性地存在。“在创新研究还是一般系统进化论当中，‘偶然’都有系统性的地位。”无论何时，成功都不全是行动者的努力，失败也不全是坏运气使然。就像在科学研究中偶然性也有可能导致重大发现一样，大学发展中的一些偶发事件也会为大学提供意外的历史机遇，前人的某个无心之举也可能为当下的大学赢得巨大声誉。简言之，大学发展中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偶然性与必然性是共存的、是对立统一的。“凡是能被控制的决不会完全真实；凡真实的决不会完全被控制。”不确定性或偶然性不是随机出现在大学发展的某个阶段，而是贯穿于大学发展始终。大学发展过程中有确定性的地方就有不确定性，有必然性的地方就有偶然性。客观认识大学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大学发展的本质，弄清楚哪些重要因素在影响大学的发展，尤其是哪些基础性条件有助于大学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不确定性的机遇。对于大学发展而言，“危机不是必然事件，也不是偶然事件，只不过是由于本来处于离散状态的因素聚集在了一起，并由此发展而来的”，“只对大学进行改革还不能解决危机的问题，大学的改革是危机中最为肯定的问题，但只是一个小问题”。基于此，我们需要同时关注影响大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和偶然性问题，改革既要关注大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关注那些可能被“正常进程”掩盖的偶发事件。
学术史上，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中曾深入讨论过学术职业发展中的运气问题。他认为，“在这里，运气当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哪个行业，运气在其中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深刻地指出，在德国，学者的学术职业生涯中之所以是机遇而不是才干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不是只同人的因素有关，而是和德国大学的学术选才制度有关。“按照德国的传统，大学应同时对研究和教学的要求作出裁判。但是将这两种才能集于一身，却纯粹是靠运气。”虽然韦伯高度强调在德国机遇和运气之于学者学术生涯的重要，甚至认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但他最终还是承认，“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错误频频发生，而是尽管如此，正确的任命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韦伯对于德国学者学术生涯中“运气”的讨论非常深刻而且富有启发性。他既从机遇切入，指出了运气对于学者个人学术生涯的重要性，也从结果出发，澄清了对于整个学术共同体而言，学术的发展并非完全由运气决定，学术晋升中“正确的任命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大学的发展和学者学术职业的发展类似。面临难得的机遇，对于某一个或少数处在“卓越计划”边缘的大学而言，“好运气”至关重要。实践也证明，“竞争越激烈，运气越重要”。但对于整个重点建设工程或“卓越计划”而言，外在的偶然性不会强有力地影响入选该工程或计划的大学群体，否则重点建设就失去了意义。
为了走出确定性和决定论的迷思，客观认识大学发展的复杂性，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们都必须更加严肃地对待大学发展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在认识论上，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在实践中，尽管对大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性小概率事件的发生都是极为偶然的，但是通过对于类似事件的关注，仍然可以为当下的大学发展与变革提供某种洞见。莫兰在基于对“复杂性范式”的深入探究后指出，“确实存在着两个不可缺少的对付行动的不确定性的法宝。第一个是对任何判断所包含的赌博成分的充分意识，第二个是借助于策略”。面对行动和结果的不确定性，策略化的心智模式优于标准化的决策程序。虽然由于不可控制且处于可认知的范围之外，运气本身不能成为大学发展的一种策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只能听天由命。相反，一旦我们意识到了偶然性因素的存在，在管理实践中就可以通过一些积极的策略对于“运气”因素有所预防或利用，以获得积极的回报。历史上，有些国家的大学得益于偶然的制度创新质量迅速提升，有些国家的大学受偶然事件的影响规模迅速扩大，对于这些“历史偶然”的研究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后发国家可以借助合理的政策复制或模仿那些“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对于那些偶然因素所导致的成功无动于衷。此外，对于偶然性或运气的重视也有助于消除大学发展制度环境中的不公正，因为有些“侥幸”确实是由于政策空子或程序瑕疵所造成的，有些非意图的政策后果也并非真的完全不可意料。在理想的情境下，那些显失公平的政策或许根本就不应出台。当然，即便我们真的能够完全消除政策和制度环境中的那些不公平，所谓公平也不意味着我们在大学发展中完全排除了运气。即便是像哈佛那样的世界顶尖大学或超一流大学，与其他同级别大学在学术承认、教授聘任、学生录取的激烈竞争中仍然难以避免偶然性或运气因素的影响。只要我们承认世界上尚没有已经超越卓越的大学，只要我们承认大学仍然是“人的组合”，那么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将事关大学发展的所有最重要的东西完全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如果以为大学发展中“有一种超越一切运气的价值，那只是幻想”。同样，如果认为大学发展中完全没有运气的因素存在，那也只是幻想。大学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人在“拼积木”，而是无数人的创造性行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偶然性或运气不可避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之所以强调大学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并非主张不可知论，也不是要想办法消灭坏运气，而是意在澄清一种对于确定性的迷思以及对于偶然性的抑制。诚如威廉斯所言：“说某事是运气使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它没有原因(uncaused)。”大学的发展不像工程技术的研发，有相对明确的问题解决路径，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终会有所突破，而一旦取得突破，既有的智识成果将被制度化，再遇到类似问题就不必从头再来。大学的发展是一个没有明确路径的“创造性破坏”或“颠覆性创新”的过程，它可以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但又不是一个可以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持续探索的过程。“关键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任何特定模式或趋势都有多种可能的解释，仅仅与数据保持一致并不能保证某个解释就是正确的。有时，我们看到的那个解释可能是正确的，但它只解释了其中很小一部分原因。有时，我们看到的解释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与真正的原因毫无关系。为了避免被这些看似合理但不正确的解释蒙蔽，在理解任何趋势、模式或事件时，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考虑不同的解释。”古今中外，任何学术权威或经典著作关于大学发展的研究成果都无法为当下的大学发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掌握关于大学发展的“全面真理”，“全面性是非真理”“以为掌握了全面真理的人是自我欺骗”。吉登斯更是断言：“没有任何钥匙可以解开人类社会发展之谜，将之简化成单一公式。”同样，也没有人掌握大学发展的全面真理，也没有任何钥匙可以解开大学发展之谜，并将不同国家的不同大学的发展路径“简化成单一公式”。“在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创造性是投入时完全不可预知结果的艺术活动。‘问题-解决方案’的模式在许多人类创造性的问题上并没有帮助。”学者的学术研究充其量可以提出关于大学发展的理论，相关的理论也可以帮助行动者思考大学理念和制度如何变化以及变化的可能结果，“但是这一变化的本质——微小差异和偶然性的作用——意味着很难做出更准确的预测”。更不要说直接用某一发展理论来指导大学发展实践。很多时候大学发展之所以成为问题，不是因为它们需要明确的解决方案。相反，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解决方案”。跳出“问题-解决方案”这种循环模式，唯有“发展”本身才能解决大学“发展”的问题，而发展本身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策略，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什么事物都该抱有一种“怎么都行、怎么都对”的态度。相反，研究者之所以为研究者就是要为行动寻找证据。不过，实践中究竟应如何实现大学发展，的确不是理论研究者的专长，而是行动者的任务。进而言之，不同大学选择何种道路，在发展中破坏何种旧的东西，并创造何种新的东西，都要看其具体的基础条件、情境依赖和随机游走（randomwalk）式的偶然因素。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时代，一所大学从优秀走向卓越的概率和路径是不同的，怎样才能使一所大学成就卓越没有普适的良方，能否开启一所大学的卓越之路并成为持久的战略选择依赖于大学外部复杂的制度环境以及具有偶然性的历史机遇。
（来源 | 《高等教育研究》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