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风新医

家人最大的爱是理解与支持

深夜，孙家栋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这个时间来电话，他知道多半是工作当中的紧急情况。孙家栋直接从床上跳下，来到外屋接电话。这电话一接起来就像开会似的没完没了。妻子魏素萍看他接电话时间长了，怕他着凉，拿着一件衣服过来给他披上。或许是电话内容涉及工作机密，或许是怕妻子在身边打扰他研究工作，孙家栋用眼睛瞪着爱人，示意她离开。就在魏素萍默默转身离开时，孙家栋一手拿着电话，一边斜着身子伸长了腿用脚尖把门关上。

这下惹急了魏素萍：“这家里就我俩，你工作上的事也不至于这样防备我吧，真是职业病！”

虽然说了这样的气话，但魏素萍深知孙家栋的工作是高度保密的。所以，每次在家里遇到孙家栋与同事电话讨论工作，她都是悄悄离开，默默地支持着他。

这只是孙家栋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剪影。几十年如一日，他都是这样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要求家人。

孙家栋与魏素萍是通过照片认识的。1959年4月，拿到战友介绍的魏素萍的照片，孙家栋提笔给远在哈尔滨的她写了一封信。20天后，两人在哈尔滨秋林百货的大门口相见。又过了三个多月，魏素萍从哈尔滨来到北京找孙家栋。领导和同志们为他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两个青年从看照片“认识”到结婚，也就用了四个月。大龄青年的婚姻大事，完美解决。多少年后，孙家栋提起此事就说：“姻缘其实就是一种缘分，这点我信。”

魏素萍调到北京工作后，当起了贤内助。此时，魏素萍还不知道孙家栋具体是做什么的。他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和家人联络全靠书信，而收件地址只是一个模糊的“x号信箱”。有时候，魏素萍憋闷了，只能对着墙说话。

1967年，孙家栋的女儿出生，当时他正有任务在身。到孩子要出生时，魏素萍独自叫了辆板车请人拉着去了医院。因为都在一个系统，医院实在看不下去了，给孙家栋打电话：“孙主任，你爱人给你生了个大胖姑娘，你不过来看看？”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随着“点火"口令发出，载有“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运载火箭腾空而起，《东方红》乐曲环绕太空。发射成功那一刻，41岁的孙家栋眼里满是泪花。

这一年的“五一”，与孙家栋一起研制人造卫星的人都提前坐车走了。他难得有一天的清闲，忙惯了的人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于是，他乘公交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久违了的天安门广场，让他感慨万千。当走到前门时，看到商场门口有人排队购买当时比较紧俏的毛衣，他也排到队伍里，给爱人买了一件大红毛衣。拿着毛衣，他心里有压制不住的喜悦：算是给夫人多年来劳累付出的一点补偿。

直到1985年10月，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运载火箭走向世界，与孙家栋生活了近30年的魏素萍才从电视中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魏素萍说：“自打与孙家栋在一起就没见他闲过，一方面知道他的工作重要，另一方面他也经常不在家，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否则就是出差，到发射基地执行试验任务一去就是几个月，家里的事情别说压根儿没想靠他，就是想靠也靠不上。我们年轻时上有老、下有小，几十年都这样也成自然了。现在孩子都长大了，家里没有负担，我们也老了。”

平实言语之中，透着几十年的相濡以沫。

孙家栋与妻子

“不言之教，更有力量”

在儿子孙中亮眼中，孙家栋做事一贯认真，认准了的事情就要做到底，也负责到底。这一点也影响了孙中亮，“我爸爸很开明，很有毅力，尽管有很多事他不说，但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其实，这种不言之教，更有力量。很多时候我在努力向他学习，但是总感觉还是追不上。”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孙家栋在列。毛主席当时关于“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讲话，深深地印在了孙家栋的脑海里，体现在他以后的学习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那时候下了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孙家栋说。

从此，他用一生的“认真"，在满天星斗中写下中国航天的传奇。

“航天的事情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每个人手中的事情看似不大，但集合起来就是事关成败、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情，不论是哪个航天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办好。如果要说我自己，那我也就是那千千万万航天大军中的一分子。”孙家栋说，自己1958年从苏联留学回国就跟着钱学森搞火箭、搞导弹，钱学森先生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深深影响着自己。

有一次，新型火箭装置在发射场装配时出现问题，怎么也装不上。孙家栋向钱学森报告后，钱学森亲自来到现场查看问题。孙家栋和工人师傅从下午一点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把问题解决，钱学森就这样一直陪着。这种无声的身教，让人感到像山海一样厚重辽阔，比任何话语都更有力量。孙家栋把这种工作作风带到了航天事业中。

孙家栋经常说：“我从苏联回来搞导弹，得益于当时许多开创我国导弹事业的师长，他们对新中国导弹事业的执着追求、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为人师表的刻苦攻关精神，不仅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而且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钱学森更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

孙家栋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1984年，“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正当卫星向预定工作位置漂移时，地面测控站发现，卫星上镉镍电池温度超标，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刚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就要报废了。

这可是大事。孙家栋根据多年的经验和自己的“心算”水平，沉思了几分钟，下达指令，“立即调整倾角5度”。但这是孙家栋的“心算”，大家心里没底，走审批程序已然来不及，现场工作人员拿出一张写有“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纸样请他签字，孙家栋毫不犹豫地签了字。最终问题顺利解决，卫星化险为夷。

事后他说：“当时下达命令时手心冒汗了，但压力再大也得作决策，做总师就是干这个事的。”对此，孙中亮充满了敬意，一方面是敬佩父亲敢于担当的精神，一方面是叹服父亲的“心算”功夫。

“我只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在航天领域有着累累硕果的孙家栋，在生活中却非常俭朴。他喜欢穿布鞋，妻子魏素萍说：“他总是天天跑，穿皮鞋太累，我每年给他买四五双布鞋，他都能穿出洞来，你说他费不费。”

孙家栋家里有一只牛皮箱和一个牛皮公文包，陪伴了他几十年，尽管已经颜色斑驳，却被他视为珍宝。有一次搬家，有人提议把旧箱子扔掉算了。孙家栋习惯性地眯起眼睛笑着说：“这个可不能扔。再说这房子也不缺放它的一块地方嘛。”妻子魏素萍赶紧解释说：“别看这个箱子旧，但千万不能扔，这可是我们老孙的宝贝疙瘩，我可是一直都没敢怠慢它。”

原来这箱子和公文包有着不凡的来历。

20世纪50到60年代，中国向苏联选派了近万名留学生。1951年7月，经过层层选拔考核，孙家栋以优异的工作业绩被选送到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读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孙家栋要参加的是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专业学习。

去苏联之前，尽管当时物资匮乏，空军方面还是专门选择了质地最好的毛哔叽料子给他们做了合身的军装。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亲自与他们单独谈话，并专门下令给他们每个人添置两件当时的“奢侈品”：牛皮箱、公文包。这一箱一包，随着孙家栋从北京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相伴几十年。

岁月会冲刷一切，但有些东西越冲刷越具有价值。如今看来已经陈旧的牛皮箱和公文包，其实承载着孙家栋近乎一生的学习、工作经历和人生记忆，那里面装着的是一颗沉甸甸的报国心和一名科学家的情怀，也装着勤俭质朴的作风。

曾经有人问孙家栋，如果我们实现了载人登月，可以把一件自己的东西带到月球上留念，你会带什么？孙家栋的回答是：“我是这样看的，假设将来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人登上月球的那一天，带上月球的每一克载荷都是非常宝贵的，我相信我不会带自己的东西，肯定要根据我们国家整个事业要求来带更重要的东西。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嫦娥一号’卫星，它本身的重量是2350千克，所携带的推进剂就占到1200千克，所以要把这颗飞行器送到月球，它的代价相当大。你可以想一想，载人登月每一克载荷的价值是多少。我们绝对会精打细算，让每一克都用得非常有意义。你问我自己想带什么上去，这个我绝对不敢设想。”

“我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很清醒。”孙中亮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只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孙家栋有一儿一女，他们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没有依靠孙家栋的名望和地位，而是自食其力，有着自己的事业。年轻时他们对父亲的记忆就是忙碌，经常见不到父亲，甚至连他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理解了父亲和他的事业，在理解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敬佩。

孙中亮快人快语，传承了父亲教给他的低调朴实家风，同样也是一个工作上闲不住的人。他曾从事过不同行业，可能是命运的安排，现在也从事卫星导航领域研究与应用。他创立的公司专注导航定位芯片、算法及产品的自主设计、研发等，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