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风新医
“为了千千万万的孩子”，一家人共同担当
1950年，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即将毕业的6年制医学生们探讨着未来的职业选择，一位成绩优异的宁波籍年轻小伙子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小顾啊，你成绩那么好，以后毕业去哪里?”
“我劝你去当外科医生，你手很巧，条件又符合。”
“外科医生好，待遇高又受尊重。”
……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家境贫苦的年轻人并没有选择待遇更好的外料，而是选择了当时条件较差的苦差事——公共卫生专业。他说，做一名好的公共卫生学家，可以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这位年轻人就是顾方舟。当时的他不会想到，后来的40多年人生将会与一种急性传染病--脊髓灰质炎展开激烈搏斗，甚至一度赌上了自己和儿子的性命。
1955年，一种“怪病”席卷江苏南通: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其中大多为儿童，并有466人死亡。病毒随后蔓延到青岛、上海、南宁等多地，一时间全国多地暴发疫情，引发社会恐慌。这种可怕的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他知道，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孩子。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在动物实验通过后，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必须证明疫苗对儿童安全，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谁又愿意让孩子来做试验?
面对未知的风险，顾方舟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瞒着妻子，将疫苗给刚满月的儿子顾烈东喝下!而在此之前，他自己也已经“以身试药”，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
“豁出去了，总要有人来试验。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拿别人的孩子做试验，我做不到。”顾方舟坦率地说。
身为病毒学专家的妻子李以莞，在得知丈夫的决定后也并未怪罪他，她理解丈夫的事业，更理解他这个人。
顾方舟与儿子顾烈东
“因为我也是做这项工作的，这是疫苗通过国家检定必经的一个阶段，我们自己的孩子不去服疫苗，怎么能让别人的孩子来服疫苗呢?”李以莞说。
顺利通过疫苗试验的顾烈东，如今提起“以身试药”这个惊心动魄的“生命冒险”，依然有点后怕。但父母的无私也深深感动着他，他说:“消灭脊髓灰质炎是父亲毕生的心愿，尽管作为他的子女，我们没有继承他的衣钵，但我很高兴当初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参与到实验中。”
“为了千千万万的孩子”，顾方舟以最朴素的信念打动了全家，争取到了全家的支持。为早日战胜脊髓灰质炎，在“以身试药”“以子试药”成功后，顾方舟又从北京举家搬迁到大山深处的昆明花红洞。
原来，脊灰活疫苗研制成功后，虽然很快遏制住了疫情蔓延的态势，却又面临疫苗生产问题。中国医学科学院在云南昆明筹建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作为脊灰疫苗生产基地。顾方舟再次受命，总体负责疫苗的生产。
于是，1964年，在顾方舟的带领下，一家四口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贵阳再转坐汽车到达昆明，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艰苦生活。随着顾方舟的到来，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批批质量良好的脊灰活疫苗被生产出来运往全国，伴随着防疫举措的发展，脊髓灰质炎在我国逐渐销声匿迹。
“人民科学家，这里的‘人民’两个字寓意真好，他一辈子心里想的就是要为国、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要是知道了这个称号一定会感到宽慰。”2019年9月29日，李以莞受邀代表顾方舟参加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时，深有感慨地说。
一生一事，传承母亲的坚毅勇敢
如今，在浙江省宁波市洞桥镇前王村的文化礼堂有一间“瑶琴书屋”，放置着顾方舟生前读过的书籍和杂志，供村民借阅。顾方舟曾在该村的外婆家度过几年童年时光，而这间书屋，就是以他母亲周瑶琴的名字命名的。
“周瑶琴女士自强自立，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前瞻性、引领性，为后辈树立了正确价值观，形成了内涵深刻、教育性强的家风家训。”书屋简单介绍的背后，是顾方舟不同寻常的成长环境。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在上海出生，在家排行老二。由于父亲顾国光在海关任职，有体面的收入，4岁之前的顾方舟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1930年，顾国光在检查船只时不幸染病去世，原本幸福的家庭自此失去了支柱。
无法独自在大城市立足的周瑶琴，便带着三个孩子及年幼的小叔子回到娘家，担负起抚养家庭与教育子女的重担。
如何养活这些孩子?当时的周瑶琴下了很大的决心，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考入了杭州广济产科专门学校学习助产，将子女交给母亲照料。当时的助产士非常稀少，考取执业证书用的教材都是外国的，但为了孩子们，周瑶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多年之后，顾方舟回忆起母亲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眼看着我母亲受的苦，就是现在我们也想象不出来，我母亲当时是多么艰辛才把我们这些孩子拉扯大，真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
母亲这种自立、专注和迎难而上的品质，深深影响了顾方舟。在攻克脊髓灰质炎难题过程中，这种传承下来的精神起到了关键作用。
受命到昆明筹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时，面对一无所有的条件，顾方舟不顾艰苦，扑下身子搞建设，先是建实验室，再是建宿舍以及实验猴房，同时克服困难把科研搞上去。
当时，疫苗需要冷藏才能避免失去活性导致失效，运输起来非常不方便，加上服用中还有不少损耗，防疫效果打了折扣。
怎么办?顾方舟想到，孩子们都爱吃糖，那能不能索性把疫苗做成糖丸呢?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终于在1962年，顾方舟牵头研制成功脊灰减毒活疫苗“糖丸”。除了好吃之外，“糖丸”便于运输，保存期得到了延长。随着“糖丸”被送到祖国各地，我国脊灰的年平均发病率大幅度下降。
多年之后，顾方舟回忆说:“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向上面就说行，一定克服困难，努力干。”
1971年，顾方舟被调回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他仍然为脊灰防治工作呕心沥血。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简单、诚实、执着,”李以莞在回忆顾方舟为消灭脊髓灰质炎走过的这几十年历程时，用了这几个词来描述丈夫，“他把一生都奉献给这个事业了。”
以身作则，激励后人自立自强
顾方舟总是谦逊地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
但实际上，在中国控制和消灭脊髓灰质炎之后，顾方舟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此后多年，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一项项成果背后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他致力于推动乙型肝炎疫苗纳入儿童免疫接种的国家计划，推动我国乙型肝炎奇迹般地下降。
不止如此，在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等职务时，顾方舟还积极推动院校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等工作。
“其实小时候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挺少的。”忙，是女儿顾晓曼对父亲顾方舟最深刻的记忆，小时候晚上睡觉时，父亲还在工作，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父亲又已经出门了。
长子顾烈东回想儿时，最多的记忆就是父母工作到深夜，“母亲也是学病毒的，他们都在无菌室里，一进一出手续非常复杂，所以他们一进去就很难出来”。
当时，晚上照顾弟弟顾烈南睡觉的责任，落在顾烈东身上。有一次，食堂放映顾烈东最喜欢的电影，他早早哄弟弟睡觉之后，就偷偷出去看电影了。结果演到一半，广播突然喊:“顾烈东，请来大门口一趟。”原来是弟弟醒了，一看父母和哥哥不在身边，就来大门口找他们了。顾烈东这才意识到，已经入夜了，父母还在实验室里辛勤工作。
“爸爸的工作很忙，写字条、写信是我们家主要的沟通方式，成了一种习惯。”顾晓曼说。字条书信的内容一般是关心日常生活、学业，也有对子女做人做事的谆谆教诲。
“他每隔大约一周时间就会给3个孩子开会，每个孩子犯了什么错都要解释清楚，别的孩子一起听着。”顾烈东回忆，住在东交民巷的时候，家里有个大方桌，父亲时常给孩子们开家长会，“要我们反思学习上的不足、品行上的不足。”
在顾方舟的心里，对子女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系统教育。因为当年在昆明建设研究所，他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子、孩子以及母亲从北京迁往大山深处。山上没有学校，子女们无法入学，科研人员不得不一边做研究，一边自己建学校。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那一批孩子的教育被耽误了。
但深受母亲影响的顾方舟明白，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以父母作为自己的榜样，爸爸怎么说的，妈妈怎么说的，父母以身作则，孩子会看在眼里。在《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要注重培养孩子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的品德，教育引导孩子知道做事情要靠自己努力，要独立自主。
“送你八个大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爸实践了一辈子，但也没有作好。望你牢记这八个大字，深入理解这八个字的含意，努力实践这八个字，使自己成为一个忠于国家、孝顺父母、仁爱众人、讲求信义和平的君子。我们共勉吧。”这是顾方舟80寿辰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的画册《使命与奉献》扉页上为女儿顾晓曼写的一段话。在2019年1月顾方舟逝世后，顾晓曼再拿出来翻看，一字一句读下来，不禁潸然泪下。
在顾晓曼看来，父亲一生低调、谦和、务实，不追名逐利。他对国家忠诚，对事业执着，为人朴实，他的品格是留给家人最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