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旗指引，厚植伟力。从人民军队建立那天起，中国共产党就赋予其鲜明的阶级进步性、崇高的历史正义性。南昌起义时，公开宣告的目的是“救国救民”“解放工农”。秋收起义中，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强调这支部队是为工农群众战斗。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并逐渐探索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一切从群众中来、一切到群众中去”等工作方法，在阶级属性、理想信念和作风纪律等方面，完全超越了旧中国的封建军队、军阀军队。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决不仅是单纯的打仗的，他除了打仗这一件工作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重大任务”。1930年夏，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十几个军、约7万人，地方武装近3万人，同年5月，主力部队组成方面军级别的正规兵团，许多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这背后正是苏区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等总数不过5万人，这些老红军骨干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勇敢挺进敌后战场，充分发挥我党我军政治优势，放手发动群众、痛击日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得到敌占区群众的真心拥护，经8年艰苦抗战，我军发展为百万之众、根据地人口达到1亿。

党的组织，强筋健骨。我军的组织纪律性，是党在战争中创造形成的。红军初创时期，成分十分复杂，加之并未建立系统的党组织，遭遇挫折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和逃亡等现象。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由前委对部队实行统一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等革新举措，不仅把党组织下沉到基层，使党的领导直达基层、直达士兵，还确立起党组织掌握军权的制度机制，形成无产阶级新型党军关系。以此为发轫，我军逐渐探索形成党委制、政治委员制等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体系，不仅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在革命战争中传递党的声音、振奋军心士气、集聚群众智慧，为夺取历次斗争发挥重要作用。

如遵义会议后，中央明确要求，在战斗中，党支部须“尽可能在党员中解释本连的具体战斗任务，进行讨论，保障任务的完成”，极大增强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凝聚力、战斗力。留守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以鄂豫皖边区为例，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游击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游击，始终坚持“一切重大决策均由党委集体讨论、形成决定，不论突围转移、进攻撤退，还是集中兵力、分散游击，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在极端困境中愈战愈强、愈挫愈勇，成长为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坚强部队。

党员英模，前仆后继。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中的党员不仅是战斗员，还是组织者、鼓动者和示范者，形成了“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优良传统。每到建制破坏、战斗危急时，往往是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振臂一呼，坚决勇敢地执行命令，“同志们，跟我来!”“共产党员跟我上”成为党员骨干冲锋陷阵、攻坚克难的真实写照。

红军时期，我军开展战斗中比勇敢、比战果等活动，党员中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据聂荣臻回忆，红军时期，每打一仗，党团员伤亡数常常占伤亡总数的25%甚至50%。绝大多数党员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倡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掀起宣传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活动，先后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邓世军、爆炸英雄李勇、模范指导员郝立民等英雄模范。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也广泛开展立功创模运动，全军涌现出“临汾旅”“塔山英雄团”“济南第一团”“洛阳营”等著名英雄集体和董存瑞、刘梅村、王克勤、魏来国等大批战斗英雄和模范。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面对所谓“联合国军”，志愿军开展波澜壮阔的“杀敌立功”运动，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骨干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志愿军第27军政治部在《对连队战时支部领导与战时政治工作的初步研究》中指出，“战斗伤亡情况下，党员、干部要自动成为骨干，组织部队自动靠拢，挺身而出带领作战”。至停战时，志愿军涌现出3万余名功臣，494人荣获各类英雄、模范称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