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截至渡过湘江，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即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

会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分析和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都作了发言，支持毛泽东等的意见。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四条决定（手迹）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办公室

2015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2021年2月，总书记赴贵州视察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又一次专门谈到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精神，他强调“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